花常乐靠在窗边，对着外面转瞬而逝的商铺和居民楼说了一句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——他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，也许是别人，也许是他自己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女法医说。说完，她脸上浮现出隐隐的苦笑。

这种尴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下车。

他们运气不差，到场的时候正好躲过了交通管制。现在周围的车道都在管制范围内，外圈路况堵得一塌糊涂。事发突然，警方必须减少这里的群众，但是就算他们在努力疏散，现场的人还是很多。

围观的群众被拦在警戒线外面，人挤人，像是要挤出肉渣一样。人质的家属冲在最前面，里面甚至有几个老人，他们哭得声泪俱下，余音都在不安地颤抖。他们的亲人在图书馆里面，但是现在他们连叙述自己痛苦的心态都很难。痛苦像是不透气的塑料膜，包裹着他们的心肺和喉咙，那些绝望的字词被复述了千万次，活像一颗负重的恶性肿瘤。